历名山大川，对金樽檀板，满路花绿野堂，旧雨春风，骏马貂裘，法书宝绘，渺渺浮生，尽烟云变幻，逐鹿千年何足道，俊才老词人，浊世佳公子；

　　认清冰洁玉，证絮果兰因，粘天草红豆树，离肠望眼，灵旗梦雨，泪帕啼笺，绵绵长恨，留秋碧传奇，求凰一曲最堪怜，还愿为鹣鲽，不羡作神仙。

　　从张伯驹先生的这幅自挽联中则能看出他“对金樽檀板”“法书宝绘”以及其“还愿为鹣鲽，不羡作神仙”的人生经历以及贞不绝俗的皑皑志行和人生向往。他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亦是备受争议的一生。对于他的争议至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从先前的“民国四公子”、“名票”到有人称其为“奇人张伯驹”、“一代名士张伯驹”、“国宝张伯驹”、“君子”。更有甚者“京城玩主”、“ 张大怪”、“怪爷”、“败家子”……是耶？非耶？张伯驹一生充满着争议，如果没有争议则他就不是张伯驹了。在这众多的争议之中却有这样几个公认不争的事实：他是一位大收藏家，他为国家捐献了一百十八件国宝。他一生填词数千首。一生钟情于戏曲……

　　我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和捍卫者。是一位一生被流俗冷遇着的一位无冕的文化大师。在张伯驹先生去世二十六年后，在其诞辰一百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妨先回头先看看其在中国书法事业的建树。

　　张伯驹先生家世考

　　张伯驹先生一生的成就与其家世和家学是不可分割的。介绍张伯驹先生的辞书的词条上或文章中多为张伯驹为河南项城人，为张锦芳之子，过继给张镇芳。而其祖上之谱系，知者甚少。其实张伯驹先生的“先世是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徙项城老城虹桥的。”①张家几代人勤俭持家，到张镇芳的祖父张致远字静斋这辈时。因张致远饱读诗书，成绩突出，有望于仕途。后因县太爷意欲索贿，“求仁维克己，羞趋邑宰门”的张致远便无意于仕途。张致远之子张瑞祯，字恩周，又字雨延，半生苦读。到五十多岁才中光绪甲午科（一八九四）年乡试举人。张瑞祯夫人刘静斋为当时兵部侍郎衔，汉军镶白旗副都统，出任江北提督兼漕运总督刘永庆的姑母。由于家境出身刘静斋劬学励行，知书达理。清朝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镇芳出生于这个家庭。张瑞祯夫妇对孩子用心良苦，张镇芳字馨庵，号芝圃，排行第五，八岁进私塾，经余连萼教导，使张镇芳学业早成。

　　张镇芳在光绪十年（一八九四）年考上廪生，次年拔贡、秋闱解元，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九岁的张镇芳高中进士。被分到户部，官职农曹六品。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庚子之变，慈禧光绪仓皇逃往长安。在老家项城服丧的张镇芳由豫赴陕，在潼关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张镇芳被恩赐为四品衔，仍供职于农曹，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张镇芳任职于北洋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长芦盐运使，因其能恪尽职守，为国库增收银两五十六万，与英国大使谈判，使英人独霸开滦煤矿为中西合办，被擢升为二品京堂。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张镇芳代署直隶总督。

　　民国成立后，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镇芳被委任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部长。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袁世凯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之名将张镇芳撤职。一九一五年张镇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以抗外资。一九一七年一月清废帝溥仪复辟，张镇芳被封为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复辟帝制遭到国人反对而失败，张镇芳以内乱罪被捕。后以捐赈款四十万元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两天后，以病为由保外就医，送回天津。坐牢三个月后重获自由。张镇芳遁迹津门，担任盐业银行董事长不介入政治。一九三三年其以古稀之岁病卒，葬于天津东南郊的吴窑村。

　　张镇芳由官运亨通到官场失败，再到专业从事银行业。短短的七十年内其一直走着一条平步青云学而优则仕的仕途。然而其短暂的一生中又何尝不是毁誉参半呢？他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与齐耀林、段祺瑞等连衔电内阁，要求清廷宣布共和。一九一三年三月九日黄河南北各县数月无雨雪，赤地千里，粮价疯涨，铁路沿线饿殍遍地。本日张镇芳电请北京政府。设《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奏章为中国开办三级制新式学堂起到了催生作用。并力践在河北保定捐资创办“保定优级师范学堂”。为强国造就大量新人。此外张镇芳为家乡作出了大量史有所载的好事。其全部负担了现周口市所辖的淮阳、西华、项城、沈丘、太康、扶沟、商水县当时的学子去保定师范求学者，食宿及学习费用。光绪二十三年（一九○七年春），张镇芳为家乡项城捐银六万两，开办了“百铺师范学堂”。为豫之首创。一九一一年该学堂因故停办，四五年间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宣统元年（一九○九）豫省受灾，其捐银元四千元救灾。救活人无数。宣统三年其为家乡修了项城县志。而且其与胞弟张锦芳在家乡开办了“丽泽诗社”。为家乡传统文化的流传做出了贡献。

　　作为封建卫道士，张镇芳为了维护清廷的统治，以及当时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曾作出了危害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进步人士进行了反河南都督张镇芳的运动。同年四月十八日张镇芳派袁世凯之侄袁克成为司令率军赴河南宝丰、鲁山一带进剿曾参加辛亥革命的秦椒红（郜永成）、杜其宾、白朗等农民武装。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临时河南省议会表决，同盟会方面提出的弹劾张镇芳劣迹八条，亦被否决。十八日经临时省议会提议，张镇芳拨银一万一千二百两抚恤张钟瑞等十一名烈士家属。一九一三年一月二日开封《自由报》发表《反对宪法之冯国璋与张镇芳》的文章，声讨冯、张“破坏约法”、“藐视国会”、“复活帝制”。二月二十三日张镇芳派军警逮捕《自由报》总编辑贾英（河南国民党支部总务主任。）二十五日，河南大同民党、救国团等十三团体就此召开特别联合大会，并电告袁世凯，参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各地报馆，要求“主持公理、保护约法”。张镇芳禁止该报出版。一九一三年二月三日北京参议院豫籍议员陈景南等在该院提案，要求查办豫都张镇芳，因共和党作梗，未付表决而罢。稍后，彭起衡（湖北全省长江水警第一厅厅长）等河南旅鄂军、警、学各界人士也向参议院请愿，要求弹劾张镇芳“摧残舆论”、“诬蔑法权”、“草菅人命”等十大罪状亦无结果。五月十三日张镇芳与十余省都督发出通电，攻击国民党人黄兴、李烈钧等反对袁世凯政府。三十日张镇芳等二十三人又联名致电参众两院，要求批准袁世凯用于内战的善后大借款。五月三十一日白朗军攻克唐县，缴获大炮、机枪等大批军火，次日晨撤离。张镇芳急派河南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毓秀统率所部，与南阳镇总兵周符麟，镇嵩军统领刘镇华、河南陆军第一师一团分路向方城一带，会同湖北军队围剿白朗军。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日河南都督张镇芳以防剿白朗军不力，被撤职留任。二月十三日张镇芳被袁世凯免职。②

　　而张伯驹之生父张锦芳（一八七二—一九四二）字炯庵，当过民国议员、道尹。但是其却不以文矜人，以权势欺人，而是以行取人。在项城家乡深孚众望。因其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大人”。二次革命时期曾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

　　汝宁府曾勒《炯庵先生纪念碑》：“自清末逮民国初元，汝南开办一切公益，得公赞助之力居多，其他排难解纷造福于汝人者，殆不可以数计，而尤以解脱阎性冤狱为最。汝人不忘公惠！”项城首任知事翰林朱明也撰写有《炯庵先生懿行碑》赞其“极力剖白，使一批革命志士咸得无恙”。

　　由于张伯驹过继给张镇芳，可见所生活的家庭地地道道是一个官宦之家，亦是一个诗礼之家。在张伯驹三十岁之前，张伯驹过着一种“对金樽檀板与骏马貂裘”的丰裕生活。由于耕读传家的张氏家族是胥赖入仕来振家声的，并且在其家乡项城虹阳建有藏书楼，藏书万卷。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张伯驹的曾祖张致远亦有诗词传世。张伯驹的祖父张瑞祯凭借“三更嗜苦吟，焚膏常继晷。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的努力而荣光耀祖。所以其对待自己的儿子要求甚严，让张镇芳、张锦芳等兄弟苦读经史。张镇芳虽然经历了宦海的浮沉，然而其在诗词上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是其晚年脱离政治之后，过着“寄怀诗与酒”的达观生活。有《诗抄》一卷问世。张锦芳也有《修竹斋引玉咏》诗集传世。诗词之家的文脉自然影响到幼年的张伯驹。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在张镇芳的《诗抄》中有这样的诗句：“汝母昔未归，床头惟有被。荆钗插帽边，服饰无珍翠。”“庭街玉树丛，但盼长蓊蔚。蜾蠃本微虫，犹知加教诲。不辞七日劳，祝祷从其类。勿事狎邪游，勿迷屑小媚。勿沉舛饮酣，勿喜叮当配。勿见异而迁，勿因难而退。勿忽逆耳言，勿贪婪身贿。望汝学韬铃，枕戈长不昧。终成将相才，所向皆奔溃。望汝学缥缃，研经臻密邃。饶存祖父风，酉穴通三昧。文武望兼职，孝思称不匮……”可见这位半生宦海沉浮的父亲是希望张伯驹成为一个文武将相之才的。可是这位“浊世佳公子”却没有如其父张镇芳所期，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由于张伯驹自幼浸淫于中国的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之中，这无疑为张伯驹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的将来的成长营造了丰腴的土壤。我之所以费这么长的篇幅来介绍张伯驹的先辈，是因为这是分析和讨论张伯驹艺术成就成因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十分必要的。

　　附：张伯驹家族简单世系表

　　先祖（山西洪洞）——明朝初年迁（项城虹桥）——张致远（曾租）——张瑞祯（祖父）刘静斋（祖母）——张镇芳（养父）张锦芳（生父）——张伯驹。

　　要正确看待张伯驹的书法

　　张伯驹先生书法的阶段性比较明显，长期以来张伯驹书法艺术的光彩一直被其“名人”的光环所掩盖。我认为在中国书坛张伯驹先生亦应有一席之地。

　　纵观中国书法史，传世之书法家大都为家庭优裕而又是饱读诗书之士。甚至从中国汉字萌芽的状态开始，中国文字就打上了贵族化的烙印。在上古“无意为书”的时代，起始于原始图画的刻划符号已经具备了中国书法的审美基因。而甲骨文这种成熟的文字开了中国书法第一笔的先河。我想这种主持祭祀、占卜等决定国运大事的文字的笔法、结体、章法创造，不一定是普通的先民所创。从考古文献来看，在少数甲骨上有朱书载墨的痕迹。普通的工匠只是做了一定的工艺劳动。而这些契刻的“贞人”、“卜人”在殷商时期是专门从事占卜内容记录活动的“巫”。他们专门负责为王朝沟通人神的占卜操作，又是占卜内容的记录者。他们是甲骨文字的创造人、书刻人、传授人，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史官和文章家，也是当时最著名最出色的书法家。③而钟鼎文、石鼓文、篆、隶楷、草、行等书体的创造者，书写者，以及流传下来的法帖，大都为当时的饱学之士所为。虽然有许多无名氏之作传世，由于不知身世令今人扼腕。在中国书法的长河中李斯、钟繇、陆机、王羲之、颜欧柳赵、苏黄米蔡……众多的书法家多为身居要职的文人。就拿时间最近的晚清来说吧，晚清书法名家多是当时的社会贤达，在政治、思想、文学、金石等领域的通才大家。由古至今书法家作品多为无意而为，是官宦者的清娱之物，为落魄文人士大夫的泄闷之方式。而流传下来的书法家的法帖人们多是因为敬重其文章，人品而敬重其书法的。所以我说中国书法从一出生就打上了贵族的烙印。其实中国文化的形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张伯驹，就具备了其成为书法大家的条件，由于其幼承庭训又天资超逸，较早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据载张伯驹九岁能诗，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五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如何从学术角度对张伯驹的书法给一个恰当的评判和定性呢？

　　刘熙载曾在《艺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张伯驹的书法则如其人。一些所谓的理论家对张伯驹之书法冠之为“豆芽菜”、“鬼画符”、“野狐禅”、“柳条体”、“鸟羽体”等多种称呼。其实这都是不懂书法，不理解张伯驹书法所致。张伯驹传世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而且很多散见于其夫人 潘素先生的画上题款。张伯驹的书法至始至终透逸着一种人生的清高和超然。尤其是其行草书表现得更加突出。我曾看到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所著《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④一书中，张伯驹先生为周汝昌写的一幅任情恣性的书法作品，此书法浓纤折衷“筋藉墨沈而润”爽爽有风气。书体不类于时人所誉之鸟羽体。张伯驹与河南汴梁以词章和书法名世的靳志靳仲云所书的《临江仙》：“青眼都无馀子，白头犹是书生， 樊楼灯火不分明……一纸论交情”。一词的行草书体。这种清逸的文笔，古雅妍美，飘逸萧疏。这类书作很明显受抒情写怀的魏晋书家影响至深。尤其是受钟繇、王羲之影响尤深。他的这种高古纯朴、中含浑劲的作品，又跳出了钟王之窠臼，形成了一种自己独特的风格。翕然尘外的他把自己的文化学养融入了其中。我认为他的这种书体是以学养来取胜的。正是因为张伯驹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他的这些作品才清雅之气袭人。欣赏这些随心而来的书作，常常会让我想到《庄子?内篇?养生主》中的庖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其实在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的旧时，这种执笔的欢畅就是一种“桑林之舞”。

　　由于张伯驹先生一生 大部分精力埋没于敝纸渝墨，金樽檀板之中。又加上其是一个千金散尽“搜罗法书，备尽求访”的主。所以其书法也试图变法。由于其藏有陆机《平复帖》、李太白《上阳台帖卷》、杜牧《张好好诗卷》、蔡襄《自书诗卷》、吴琚《诗帖卷》、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赵松雪《草书千字文帖》、《篆书千字文卷》、小楷《妙法莲华经卷》等众多的稀世书法真迹，以及其拥有众多的古代绘画作品。无形中潜移默化，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苏东坡曾自诩说：“某平生无快事，惟作文章，意之所至，笔力纵横，无不尽怀，世间之乐，无逾此矣！”张伯驹对待传统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得到杜牧《张好好诗卷》张伯驹说：“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自三十岁后，张伯驹嗜书画成癖，完全浸淫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他自己也由衷地喟叹：“予之烟云过眼所获甚多。”在其所获甚多之中，张伯驹书法风格的形成尤以受蔡襄影响最大。对于蔡襄之书法，早在宋时就有：“独步当世，本朝第一”之誉。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襄）工字学，大字如巨矩，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至于蝌斗篆、籀、正隶、飞白、行、草、章草、颠草、靡不精妙、而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馀。”我想张伯驹之所以筑基于蔡襄书体，是因为能识蔡体者甚少，能入蔡襄书法之堂奥者甚稀。张伯驹在蔡襄四十岁后所作的《自书诗》册中题跋则正是其学蔡崇蔡之书体的自然流露和表达。“‘宋四家以蔡君谟书看似平易而最难学，苏黄米皆有迹象可寻，而米尤多面手，极备姿态，故率伪作晋唐之书。然以其善作人之伪，而人亦作其伪耳。’余此跋明眼人自然辨之。世多苏黄米伪书，而伪蔡书者不多。乃知蔡书于平平无奇中而独见天姿高积学深也。”对于张伯驹自己书法风格的形成他这样论述：“余习书，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四十岁后学太傅楷书，殊呆滞乏韵，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遂日摩挲玩味，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而便有似处；取其貌不取其神，求其似而终不能似。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乃得力于忠惠此册。假使二百年后有鉴定家视余五十岁以前之书，必谓为劣迹矣。”张伯驹这段发自肺腑的论述能清晰地看出他五十岁前后的脉路。也能看出胸藏万卷的张伯驹对其书法自视甚高！他师蔡襄化之的书体，也便是论书者所称之鸟羽体了。张伯驹这类书体类似鸟虫篆，颇似蚯蚓，然其却中锋用笔，骨力内含。我所见张伯驹晚年数件书法：如写项城家乡的一幅对联“地属魏吴分两翼，乡间舜羽号重瞳”⑤此联不但对仗工，用典美，书法尤美。张伯驹在一九七八年元旦为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所题的藏头书法对联“其鱼有便书能达，庸鹿无为福自藏。”张伯驹八十二岁高龄书写的几幅对联如：“射虎斩蛟三害尽，房谋杜断两心同”书法字迹清古，遒劲伟丽，自成一家。这类 较好的书作为为其晚年书法风格的主要表现。也是其书法日臻精妙的重要阶段。

　　画家刘海粟先生曾这样评价张伯驹的这类书法：“运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坛无人继之。”学者刘叶秋则说张伯驹的书法：“书兼行草，圆劲挺秀，卓然大家风范，与画可称双璧，殊足珍贵。”时人多认为此为好友对张伯驹先生书法的溢美之词。我认为作为张伯驹先生好友的海粟翁和刘叶秋先生为识张伯驹书法的知音。

　　张伯驹先生临终前的两三年由于耳已重听，眼睛患严重的白内障，书写时出现运笔时手颤的颤笔，尤其是八旬以后这段时间，其书法作品因龙钟樗散已经没有原来书法的那种笔墨的疏秀。如一九八一年冬季张伯驹潘素夫妇与刘海粟夏伊侨夫妇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原政委陈英金岚夫妇家中作的《四友图》，以及张伯驹潘素合写得《梅菊石图》所落之诗款：“西风帘卷雁南归，十月初阳庾岭来。菊是傲霜梅傲雪，百花头上并先开。”从这两幅绘画的落款上能看到张伯驹书法已经大不如前了。⑥张伯驹临终前手写的《收藏西晋〈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经过》手稿。⑦所刊之手迹虽能看出张伯驹思维之敏捷，然而其书作已经是冷灰残烛病态频出了。

　　但是这些嗟老伤穷，残光陌路的作品，并不妨碍对张伯驹先生书法的整体评价。

　　综合而观，张伯驹先生不愧是一位真正的书法大家，而其背后的支撑乃是其博学宏辞的学养和中国传统文化后盾。

　　张伯驹对中国书法事业的贡献任何时候都不能抹杀

　　张伯驹对中国书法事业的贡献，不单单是其不惧性命之虞保卫国宝，鉴赏国宝，捐献国宝等众多的公益活动。更重要的是早在建国后的一九五六年的九月十六日，他与郭凤惠、陈云诰（一八七七—一九六五）郑诵先等一批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张伯驹先生作为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担任副社长。此书法组织当时挂靠在北京文化局，办公地点在张伯驹先生的家里。张伯驹与郑诵先、郭凤惠、徐石雪等人不仅社团身体力行参加研究社的活动，而且举办展览、讲座。一九五七年他们曾组织首次明清书法展，以及几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展览。甚至还曾赴日本举行中国书法展。这些研究社的社员奔走于文化宫、少年宫等地扶植新人传薪播火。后来由于反右开始，时局变化，如徐石雪一九五七年去世，陈云诰一九六五年去世。张伯驹身陷囹圄，研究社走向低潮。但这毕竟是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一件应该大书特书的大事。是建国后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甚至直到现在它的影响还一直存在。然而与书法史有关的众多专著和辞书却对此事：“真事隐”去。甚至忽略不计。如《中国美术年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⑧在该书北京美术社团一栏中，虽然提到了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解释为：“北京市西城区部分书画家自愿结合的群众性艺术团体。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成立。基本骨干为一九五六年成立的北京市中国书法研究社社员。”而关于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词条，却很难找到。当时众多的社员和发起者却难觅影踪。有的辞书则仅有只言片语，以致于今日研究者在浩如烟海的往事中去搜求，而不易得。这不能不说研究者、执笔者、记录者以史废人的一大悲哀。这个书法研究团体的成员多为逊清名流和民国旧文人。可是这中国书法史上其巨大的学术成就，应该是永恒的，张伯驹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也许正是基于张伯驹是公认的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所以一九八一年中国书协成立后张伯驹列为中国书协第一届名誉理事。

　　由张伯驹想到当下书坛现象

　　当今是一个激情亢奋的艺术时代和文化时代。关于当下中国书坛的现象褒扬者、抨击者可谓是时不乏人。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个疑问，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书法到底是衰落了呢？ 还是进步了呢？

　　虽然现在中国书法界的各种展览令人目不暇接，看似一派大同之象，中国书协的会员数量数以万计，仅二○○七年中国书协就发展了一千一百四十一名中国书协会员。然而究竟这些会员的书法程度到底如何？拿所谓的中国书法大省河南来作一个例子。我们在肯定其发展的同时应该进行冷静的思考。我曾针对所谓的“中原书风”很慎重地写过一篇《解读中原书风背后危机》的文章⑨指出中原书家作品的高质量水平的书法并不是当下，应该往前推三十年。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繁荣下的空洞，与旧时相比，除了书写工具的流通，市场经济“双刃剑”的干扰外。繁多的展览，书法理论家的学术不清明则是对中国书法的最大伤害。书法家尘根未断，不学知识，单纯写字、投机经济，终日把自己置放于火炉之上是留不下静穆、冲和、格高思逸的作品的。这也是字匠和书法家真正的区别。

　　拙文至此，我猛然想到著名老书画家戴公南园先生的话：“ 书法是自身以外的综合因素艺术，它不是孤立的，诗文是根基，姊妹艺术属其辅，鉴赏属其总汇。若仅从作品定位，不涵盖艺、人、文三品，是无法说清楚地。”⑩张伯驹先生就是一位综合艺术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正是书法以外综合艺术的强势，促成其书法“神敛、锋藏、气舒”自成一格的面貌。

　　张伯驹先生在《红毹记梦诗注》的结尾处，也写道：“世间万事，新陈互换，真幻休论，一艺亦有生有灭。元时不见参军戏，今亦不见元曲。今之后或亦不见昆曲乱弹。后之戏曲为何，须问后来之人。余多饶舌矣。”其之语虽是寓说戏曲，难道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吗？当今文艺之繁荣“新陈互换”之下，我盼望中国的书法能够跳出此窠臼，健康的发展。

　　在张伯驹诞辰一百十周年之际，我里唆写了这么多。关于张伯驹在戏曲、鉴藏、诗词诸方面，以及其捐献国宝的爱国主义精神只好在以下的收藏、诗词、戏曲篇幅之中进行述评了。

　　我坚信任何时候张伯驹都不会萎缩！

     （选自《书法》2008年第6期）作者：张鹏

　　参考文献：①见项城文史资料二○○四年总第十二辑《我所知道的张镇芳》。②《河南省大事记》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版，“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③汤大民著《中国书法简史》江苏古籍出版社，二○○一年五月。④出版社：中华书局，书号：97871010559版次。⑤此书法对联藏于项城博物馆。⑥《书画情缘》王楠 张佩如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⑦《书与画》杂志，上海书画出版社，二○○二年第十一期第十页。⑧中国美术馆编，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五月。⑨《文化时报》CN41-0031，河南出版集团主管，二○○六年六月六日A3整版。⑩戴南园著《书法絮语》第二十页。